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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2-13 05:32:47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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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答这个问题,首先从本书最初的出版经历说起。

斯诺被“赤匪”处决了?

1936年10月下旬,斯诺作为第一个在陕北苏区采访了四月之久的外国记者,终于秘密凯旋。就在他返回北平的同时,国民党当局竟从西安登出一则报导:“斯诺已被‘赤匪’处决了”。美联社信以为真将消息转发回国,斯诺的“讣告”也在家乡堪萨斯城排版待印……在此关键时刻,斯诺即刻前往美国使馆出席记者招待会,公开其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。为了戳穿谎言,尽快将自己得到的红区真相和长征事迹等及时公布于世,在前夫人海伦·斯诺的积极支持协助下,他投入紧张的写作中,并迅速在上海《密勒氏评论报》《大美国晚报》和北平的《民主》杂志等英文报刊,首先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和有关红区各方面状况的一篇篇特写报道,很快轰动了中国的知识界,引起轩然大波。

作者斯诺



出版过程之坎坷前所未有



1937年3月,在斯诺夫妇的支持下,中国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,与郭达、李放等共同编译了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》一书,在北平秘密出版。该书的主体部分《红旗下的中国》后来均收入戈兰茨公司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可谓后者的雏形。(那张曾风行一时,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头戴红星帽的毛泽东照片也首次刊入该书。)

据译者之一李放说,他1938年夏南下,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版本,甚至远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小书摊上都见到有此书出售,其传播之广,翻印之快,可见一斑。

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

1937年11月上海沦为“孤岛”。1938年2月10日,胡愈之组织筹划下,以“复社”名义翻译出版了第一个“红星”全译本,此书据1937年10月英文版“红星”译出,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,书名译作《西行漫记》。斯诺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,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“最后胜利”。



苏维埃中国四巨头(自右至左)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博古

(1938年版 插图)

因受到国民党当局查禁,《西行漫记》出版后曾被改名为《二万五千里长征记》、《红旗下的中国》等多个版本秘密出版。不少热血青年在读过本书后,像怀揣珍宝一样,将其秘密携带辗转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

此后,延安等地的出版组织将《西行漫记》第四、五两章(《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》和《长征》)以“抽印本”形式独立出版,分别更名为《毛泽东自传》和《二万五千里长征》。这些“抽印本”流传十分广泛。

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,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各种版本如雨后春笋版面世,其出版地点不仅有根据地的,也有国统区和游击区的,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点或出版社名称的。

《西行漫记》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抽印本的迅速、广泛流传,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、惊惧和敌视,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,据有关档案记载,先后查禁其著作竟达十几种之多。

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,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出版,定名为《长征25000里》(副题《中国的红星》)。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,故特别标明为“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”。同年9月,“亦愚”翻译的《西行漫记》(副题《二万五千里长征》)以急流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印行。1949年的两个版本,共同点是均据1937年7月美国再版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译出,由于美国版曾经斯诺修订增补,故这两个译本不仅文字繁简方面与胡愈之主持翻译的“复社”版有所出入,而且在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《旭日上的暗影》。这两个版本均大受欢迎。

建国后,由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,“左”的倾向和思潮日益严重;因此享有国际盛誉的“红星”在世界各地继续风行畅销,而在中国反倒渐趋冷落,仅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依据“复社”版印行一次,这可能与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有关。

“文革”期间,《西行漫记》遭禁锢。在许多单位和部门,它被加盖“严控”之类印戳后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中停止出借。

1979年12月,吴黎平根据《红星照耀中国》整理定稿的《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》(副题为《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》)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几乎同时,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《西行漫记》出版,封面标明原名: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,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《那个外国智囊》,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。同时,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、地名、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。

董乐山版《西行漫记》不仅是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,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,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版本。

2016年人民文学出社版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就是基于董乐山译本的全新版。

高品质的纪实写作

斯诺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,在采访期间,他保持着严肃的新闻态度和强烈的追问意识,加上本身娴熟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切的人文情怀,让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。斯诺在这部作品中成功地刻画了众多人物形象,可以说,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主要叙述框架就是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出现而逐步搭建起来的。不论着墨轻重,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生动鲜活、饱满自然。在战争年代的大历史背景下,能细致地关切到人的个性、经历、命运,这也是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能够感动万千读者的一个原因。

举一个例子,斯诺不仅关注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,他对“小人物”的刻画也很成功。作品中讲述的几段关于“红小鬼”的故事,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刚到根据地时,斯诺在百家坪交通处用不礼貌的“喂”称呼了两个孩子,结果不被理睬,在李克农的提醒下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赶紧改口称他们为“同志”,得到两位“红小鬼”的原谅。在保安,一位十三四岁的小通讯员特意找到斯诺,他担心自己的名字被斯诺写错而影响到外国同志对红军的印象,因而极为仔细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条上,并希望当面得到斯诺(不写错他名字)的保证。

还有一定要拿到彭德怀签署的“路条”才放彭德怀本人通行的少先队员们,在斯诺幽默风趣的叙述里,这些几乎一笔带过的情节让“红小鬼”的形象鲜活而可爱,他们身上有着在当时中国儿童普遍缺少的高度个人自尊,他们愉快乐观、生机勃勃,他们耐心、勤劳、聪明、努力学习,给“红色中国”增添了无限的希望与活力。虽然当今世界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但这些“红小鬼”的生活态度与高尚的品格令人敬仰,至今仍值得广大青少年学习借鉴。

此书也对“红色中国”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了介绍。书中的第五篇就简明扼要地记叙了长征,这一事件体量巨大,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、复杂,斯诺通过巧妙的节奏掌控,按照自然顺序,把记叙的重点放在战略转移的原因和长征途中几个重要节点上。他对“强渡大渡河”和“过大草地”两个重要事件加以特写,危机重重的“强渡大渡河”一节作为这一篇的高潮部分;而到“过大草地”一节,斯诺放慢行文节奏,又让读者充分“进入”到那个环境恶劣、物资贫乏、战士们精力和体力都接近极限的艰苦情境中。斯诺这种掌握节奏的处理方式也是纪实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写作技巧。

影响

“复社”版《西行漫记》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四版,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集聚地。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点还出版了该书的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;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弥漫的地方,许多进步读者冒着生命危险竞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;不少热血青年像怀揣珍宝一样,秘密地携带《西行漫记》,抱着满腔爱国热忱辗转奔往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

由于《西行漫记》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抽印本的迅速、广泛流传,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和敌视,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,据有关档案记载,先后查禁其著作竟达十几种之多。众所周知,国民党进行书报检查后的“取缔办法”一般分为“暂停发行”、“停止发行”和“查禁”等几种处置手段;而对“复社”版《西行漫记》早在1939年5月即以“触犯审查标准”为名,严加“查禁”。推而广之,对与之有关的署名斯诺的各种著作,如:《二万五千里长征记》《红旗下的中国》……等等均一律予以“查禁”。尽管如此,由于党的有关组织、进步文化人以及广大读者采用各种斗争方式和手法,不断突破反动书报检查制度的封锁,使《西行漫记》等著作传遍了神州大地。



斯诺和毛泽东

1979年董乐山的全新译本《西行漫记》,出版后极受欢迎,很快售罄,接连加印,两年左右即发行165万册。这一全新译本,同时又收入1984年8月新华出版社所出四卷本《斯诺文集》第二卷,扉页恢复英文原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而将《西行漫记》改为副题。其发行量在单行本畅销全国后,仍能一次征订印行28500册。这一数字也再次雄辩地证明《西行漫记》具有经久不衰的诱人魅力。

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诞生之时,曾激励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红色革命中,时至今日,书中所记载的人物和故事仍闪烁着勇敢、自信、乐观、奉献的光辉。八十年来,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,它的活力从未衰减,这正是纪实文学作品的魅力,也是那段非凡的历史的魅力。

本文整理自孙华、张小鼎等专家学者的相关文章以及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青少版导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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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星照耀中国》(曾译《西行漫记》)自1937年初版以来,畅销至今,而董乐山译本已经是今天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经典读本。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,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、红军将领的情况。

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,也是本书出版80周年,此次新版得到董乐山家属授权,并配有五十余幅珍贵历史照片,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经典译本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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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南昌普瑞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王会政    编辑:侯军伟    责任编辑:黄奕